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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名物理学家、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，因病于2025年10月18日在北京逝世，享年103岁，从此20世纪的理论物理合上了它的最后一页。在量子场论、粒子物理乃至现代宇宙学中，几乎每一条通往真理的道路上，都能看到他的思想痕迹。
“对称不是完美的终点，而是自然的语言；
破缺不是混乱的开始，而是创造的起点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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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宇称不守恒：打破对称的世界宇称（Parity） 是物理学中描述“镜像对称性”的一种量。就像我们在镜子前举起右手，镜像中的你举起的是左手—动作看起来反了。如果一个物理规律在“真实世界”和“镜像世界”中表现完全相同，我们就说：这个规律“具有宇称对称性”，或者说“宇称守恒（Parity is conserved）”。
此前，科学家普遍认为，物理定律在“左手世界”和“右手世界”中应当完全相同。直到1956年，杨振宁与同事李政道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设想：自然界中的某些力，并不遵守镜像对称。他们特别怀疑的是弱相互作用（Weak Interaction）—也就是放射性衰变中控制β衰变的那种力。
几个月后，吴健雄在低温下用钴-60 原子核做了一个极为精密的实验验证了这一假设。这个实验发现电子更容易向与自旋方向相反的一侧射出，自然界偏向了一边—就像宇宙“更喜欢左手”。也就是说弱相互作用中新影宝，粒子表现出“左手性（Left-handedness）”，这个就结果震惊了世界。
1957年，杨振宁与李政道因此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。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世界科学舞台上获得如此高度的认可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一发现打破了人类长期以来对“绝对对称”的信仰，让我们重新认识到：宇宙的秩序，恰恰诞生于破缺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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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规范场理论：力的语言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，杨振宁并没有停下科研的脚步。他继续关注着一个物理界的终极问题—自然界的相互作用（即四种基本力）是否有统一的描述方式。他与美国物理学家米尔斯（Robert Mills）合作，在1954年提出了后来被称为杨-米尔斯规范场理论（Yang–Mills Gauge Theory）。这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：“力”是由“对称性”所产生的场。这个理论后来成为整个粒子物理标准模型（Standard Model）的核心框架。
20世纪，人们发现微观世界的“力”并非是物体之间直接作用。在量子场论（Quantum Field Theory）中，我们知道：力其实是由“粒子之间交换虚粒子”实现的。杨振宁和米尔斯提出自然界的相互作用，其实都来源于“对称性（symmetry）”，这种对称性即规范对称性（Gauge Symmetry）就是自然界四种基本力的本质来源。
当一个系统具有某种对称性时，数学上必须引入一个“补偿场”来保持对称性成立，这个“补偿场”就是“规范场（Gauge Field）”。而这个场，对应的就是我们所说的“力”。四种基本力中的其中三种：电磁力、强相互作用力、弱相互作用力都可以用杨–米尔斯框架来描述，我们可以把“规范对称性”想象成一群人打伞走路：
电磁力是每个人都拿一样的伞（U(1)对称性）
强相互作用是每个人的伞颜色不同，但他们还会互相交换伞（非阿贝尔SU(3)对称性）
弱相互作用则是伞柄会弯曲、变化（SU(2)对称性）
保持伞的颜色和角度一致需要额外的规则，而这些规则就是“规范场”，也就是“力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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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3思想与科学的传承杨振宁先生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，也是一位极具哲思的思想者。他常说，物理学最伟大的特征是“追求简单中的深刻”。无论是宇称破坏的惊人发现，还是规范场的抽象构想，都源自他对“自然之美”的敏锐感知。
在世界物理学的舞台上取得巨大成就之后，杨振宁选择了回到中国。1990年代末，他受邀担任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主任，长期在北京生活与工作。他希望将自己在国际前沿的科学思想与研究方式带回祖国，让更多年轻人能在本土接触到世界一流的物理理念。
在清华的课堂上，他常常不用复杂的方程，而是从问题的本质出发，用最简单的语言讲述自然规律的深意。他强调“物理不是公式的堆积，而是思想的训练”。他也常提醒学生：“科学不是模仿，而是发现。”
除了教学，他还推动了清华与国际顶尖研究机构的交流，他建立了青年学者计划，支持中国学生赴海外深造并回国发展。在他认为，一个国家的科学力量，不只是实验室的设备，更是思考方式的成熟与文化的延续。他曾说“我一生最大的贡献，是帮助中国人克服了自己不如人的心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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